学术观点 | 论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以“我不责怪中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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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以“我不责怪中国”为例

姜望琪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功能语言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功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语言学研究》副主编，《语用学研究》、国际语用学杂志Intercultural Pragmatics编委，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语用学、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撰写专著《语用学——理论及应用》、《当代语用学》、《语篇语言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题

录

摘  要：本文以特朗普的“我不责怪中国”为例阐释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的必要性。特朗普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真的不怪中国吗?单纯从语义信息角度, 很难做出肯定的回答。因此, 作者提出, 分析类似话语必须在注意信息真假的同时考虑情感因素, 即要同时考虑语言的社会、认知两个维度。这就是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 也是当代语用学的出路所在。作者建议把社会、认知维度作为语境因素引入语用推理模式, 并以特朗普这句话为例展示了其具体操作。

关 键 词 :社会认知视角; 语用学; 话语分析; 特朗普

文献来源：姜望琪.论社会认知语用学视角——以“我不责怪中国”为例[J].外语研究,2019,36(01):1-5+11+112.

项目基金：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视域的认知研究” (编号:12&ZD119)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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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位“非正统”总统。从他参选总统以来, 他反对“政治正确”, 说话随性, 屡惹是非。怎么分析他的话语?经典语用学理论是否足够?如果不够, 有什么新的语用学理论可用?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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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责怪中国”

特朗普总统的可分析的话语很多, 本文将以他2017年11月访华时的“我不责怪中国”为例展开讨论。当时, 他一共有四次公开演讲, 这句话出自第二次演讲, 即11月9日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比较完整的上下文如下:

[1]如果我们能够营造一场公平的经济竞赛, 那么美国和中国都将拥有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不幸的是, 目前这场竞赛是非常一边倒、非常不公平的。但是, 但是我不责怪中国。毕竟, 谁能责怪一个国家有能力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别国的便宜呢?我赞赏中国。 (1)

“我不责怪中国”这句话在传媒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场就有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追问, “您仍然认为中国在强暴美国吗, 总统先生?” (2)为什么?因为“我不责怪中国”跟特朗普总统先前的立场明显不符。多年来, 特朗普在推特发了300多个帖子, 指责中国偷抢美国的工作机会, 从美国窃取各种情报, 是骗子、黑客、山寨品制造者、汇率操纵国, 等等。早在2011年7月20日的推文中, 他就明确宣称, “中国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要摧毁我们。”此后还一再重复这一观点。

那么, 为什么特朗普现在又不责怪中国了呢?是他改变看法了吗?从他此后的言行看, 不像。“我不责怪中国”是一句假话吗?堂堂美国总统会当众撒谎吗?看来也不像。应该怎么分析这种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不真不假的话语呢?

2

用于话语分析的语用学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 语用学理论起源于反对只研究有真假值的命题的哲学自觉。第一个重要语用学理论的提出者,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 (Austin) , 注意到很多话语不是用来“描述”或“报道”或断言任何东西的, 它们不存在“真假”, 而是用来实施行为的。在此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 每句话都有行事语力 (illocutionary force) , 都可以用来“做事”。这种理论被称为“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 1962) 。这就是说, 言语行为理论起始于有真值、无真值话语之间的区别, 最后归结于任何话语都可以用来做事, 有无真值已不再重要。这是对传统语言哲学研究的一大挑战。

     同属日常语言哲学的格赖斯 (Grice) 则主张, 认为逻辑语言跟自然语言的词义有差别的观点“是一个常见的错误, 其根源在于对影响会话的条件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没有足够的注意” (Grice 1989:24) 。因此, 他致力于研究会话的规律, 提出了他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 用以分析日常会话。后来的新格赖斯派和关联理论派都针对格赖斯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分别称作新格赖斯原则和关联原则。

不过, 这种以哲学为基础的语用学理论有个缺陷, 即太关注信息传递, 以致忽略语言运用的社会维度。格赖斯对此有所觉察, 他承认除了他提出的质量、数量、关系、方式这四种准则以外, “参与者在会话中通常还遵守其他各种准则 (美学性的、社会性的、道义性的) , 比如‘要礼貌’, 这些也能生成非规约含义” (ibid.:28) 。他接着指出, 他的准则和会话含义跟谈话“所适合服务的及主要用来服务的特定目的是特别有关系的。从我关于这些准则的叙述看, 这个目的似乎是最有效地交流信息;这个说明当然太窄, 这个方案需要扩大, 要把影响或指导别人的行动这样的通用目的包括进来” (ibid.) 。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但是, 注意到的人并不多。“会话目的”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他的合作原则要求参与者的话语“符合你参与的谈话所公认的目的或方向” (ibid.:26) 。数量准则第一条又是“使你的话语如 (谈话的当前目的) 所要求的那样信息充分” (ibid.) 。“这个目的或方向”, 他当时解释说, “可能是在开始时规定的 (如先提出一个要讨论的问题) ” (ibid.) 。这说明“会话目的”可以是“话题”, 即任何会话都有话题, 会话要围绕话题展开。但这只是一个“具体”目的。从较抽象的角度看, 不管具体话题是什么, 任何会话都涉及信息传递。这就是上一段提到的较抽象的目的———“最有效地交流信息”。然而, 从最终目的看, 这个较抽象的目的依然太窄。人们不是为交流信息而交流信息, 交流信息本身只是手段, 其“最终”目的只能是让对方接受信息, 从而采取行动。这就是“影响或指导别人的行动”。换言之, 格赖斯实际上跟奥斯汀一样, 也看重话语的“行事”功能, 只是他不像奥斯汀那样明确。

     二十年以后, 格赖斯在“后记”里提到, 他的合作原则不像具体准则那样受欢迎。一个原因可能是, “人们感觉, 即使在文化人的谈话里, 愤怒的争吵、刺耳的用语照样常见, 不应被判作违背会话的根本大法” (Grice 1989:369)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有人认为, 不管语气是否令人愉悦, 我们的谈话大部分都是非常随意的, 不会导向任何 (合作还是不合作的) 目标。闲聊不会通向任何地方, 除非消磨时间是一种旅行。” (ibid.)

     所以, 他觉得这个理论有必要加以完善。第一, 他重申, “我致力于追踪的是会话行为的理性、非理性问题, 不是其他更一般的会话合适性问题” (ibid.) 。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1967年讲座中的论述: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是有理由遵循, 不应该被抛弃的” (ibid.:29) ;他想“以下列思路来证明遵守合作原则及准则是有理由的 (理性的) :一个人如果关心会话/交际的中心目标 (就像提供和接受信息, 影响别人和被别人影响) , 我们预期他必然会有兴趣在合适的情况下参与这种谈话, 而这种谈话只有在假定一般是按照合作原则及其准则而展开的时候才能获益” (ibid.:29-30) 。第二, 不管会话是否着眼于具体的结局, “其行为是否理性将由同样的原则决定。咬下超过你的咀嚼能力的东西是非理性的, 不管你追逐的是汉堡, 还是真理” (ibid.:369) 。“最后, 我们需要考虑独白与协同会话的区别” (ibid.) 。“因为我们是只关心协同会话的理论家, 我们就应该承认, 在自愿谈话中 (只有这类谈话才跟我们有关) 既有协作实现信息交流、制定决策, 也有很高程度的保留、敌意、欺骗;而且共同目的可能很虚弱, 深层次的动机可能非常多样。更何况, 我们还要考虑‘盘问’之类的情况, 就连共同目的都是虚假的、表面上的, 不是真实的;这种协同运作是对最起码的会话合作的一种模仿, 不是实例;但是, 这种交际至少通过仿效合作原则, 对其表示了尊重” (ibid.:369-70) 。结果, 在格赖斯修订后的会话含义理论里, 现在一共有两类谈话:第一类谈话是通过遵守合作原则所生成的准则来表现理性的;第二类谈话则是通过模仿第一类而表现理性的 (ibid.:370) 。

     综上所述,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及准则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这个认识基础上的, 实际会话则可能受非理性因素影响而呈现多样性。然而, 格赖斯坚持认为, 受非理性因素影响的会话照样要模仿合作原则指导下的会话, 双方照样要有共同目的———有意愿与对方交流信息, 并影响其行动, 即使这种目的的“共同性”很稀少, 甚至是假装的。至于具体的非理性因素, 格赖斯却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工作是由礼貌研究者完成的。

     Robin Lakoff是第一个讨论礼貌问题的现代学者。受到格赖斯理论的启发, 她 (Lakoff 1973) 提出了两条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 规则:“要清晰”和“要礼貌”。她用“要清晰”概括了格赖斯合作原则下的所有准则。“如果一个人说话的主要目的是交际, 那么他就要清晰” (ibid.:296) 。但是, 她感觉除了交际, 说话还有其他目的。“如果说话人的主要目的是……在话语中表明不同参与者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 那么他要实现的就不再是清晰度, 而是表达礼貌” (ibid.) 。具体说, “要礼貌”规则有三条细则: (1)不要强加; (2)提供选择; (3)要友好, 使对方感觉愉快 (ibid.:298) 。

Leech (1983) 提出了礼貌原则, 以挽救合作原则, 使其不至于崩溃。他的例子如下:

[2]A:We’ll a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 we?

(我们都会想比尔和阿加莎的, 是吧?)

B:Well, we’ll miss B魲LL. (噢, 我们会想比尔的。)

[3]Parent:Someone’s eaten the icing off the cake.

(有人吃了蛋糕上的糖霜。)

Child:It wasn’t ME. (不是我。) (ibid.:80)

     Leech认为, 例[2]B的回答违反了数量准则。A明明提到了两个人, B却故意不提阿加莎, 这说明他的含义是“我们不会想阿加莎”。那么, 他为什么不明说呢?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想阿加莎”并不违反数量、质量、关系、方式准则, 相反, 这恰恰正是这些准则的要求。合适的解释只能是“礼貌原则”在起作用, 即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想阿加莎”是不礼貌的。至于例[3], 表面看孩子的回应似乎是无关联的, 因为家长用了不定代词, 并没有明确说孩子吃了糖霜。但是, 如果家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仅凭怀疑就指责孩子, 那是要伤人的。所以, 家长选用不定代词是一种避免直接冲突的方法。这也是一种“礼貌”。在这个意义上, 礼貌原则可以表达为“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尽可能少用不礼貌表达式”, 或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 尽可能多用礼貌表达式” (ibid.:80-81) 。

     Brown&Levinson (1987) 曾在1978年撰文“礼貌:语言使用的共 性”, 收录于论文集, 1987年单独发行时, 两位作者主要是增加了一个“导读”, 介绍了这十年中礼貌研究的进展。其中, 他们谈到了在语用学研究中引入礼貌问题的意义:格赖斯所谓的“‘所言’跟‘所含’之间的不一致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礼貌问题, 所以不仅要关注语言的‘表征功能’, 也要关注其‘社会功能’。很多细节问题似乎都源自语言的‘社会功能’。应用语言学理论时, 不管是二语习得, 还是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困难, 都需要正确处理这些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 (ibid.:2-3) 。他们认为,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以及解释会话含义的准则框架基本上是正确的” (ibid.:3) 。“合作原则界定了一种‘无标记的’, 或称, 社会中性的 (实际上无关社会的) 交际推论框架;其要点是‘没有理由不要偏离理性效应’。而各种礼貌原则恰恰就是这种原则性的偏离理由” (ibid.:5) 。同时, 他们承认其先前提出的模式 (Brown&Levinson1978) “有些不够充分。我们设法直接根据面子维护策略择定具体的语言形式, 如果能让一般会话含义机制为我们做一半工作, 则可能更好” (ibid.:6) 。

     这些礼貌研究近几年发展成了“人际语用学”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Haugh, Kádár&Mills2013;O’Driscoll 2013) 。不过, 人际语用学作为研究交际和互动的语用学视角, 专注交际中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情感因素 (Haugh et al.2013:4) 。人际语用学的终极目标“不是理解语言, 而是理解人的社会关系”, “它不是从语言出发, 并由此散发到更大的语境;……而是从语境出发, 继而深入各个侧面” (O’Driscoll 2013:179-180) 。所以, 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两者如何有机结合仍然是个问题。

     当然, 应该把语言运用中的社会、认知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倡议一直有人在提。美国语用学家Kecskes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认知语用学思路。2014年, 他出版了《文化间语用学》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 更加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主张。Kecskes (2014) 提出, 语用学研究中的英美派哲学认知思路跟欧洲大陆派的社会文化思路各有所长, 不可偏废。例如, 格赖斯特别强调“合作”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 Kecskes则主张要同时考虑“自我中心” (egocentrism)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有各自独立的认识。即使他们有意愿合作, 对“合作”的理解仍然可能有差别。

     法国认知心理学家Bonnefon及其同事在讨论新格赖斯原则时也提出, 要在考虑信息量的同时考虑情感因素。在威胁面子的语境下, 霍恩等级 (Horn scale) 的弱项词要作强项解读 (Bonnefon&Villejoubert 2005, 2006;Bonnefon, Feeney&Villejoubert 2009) 。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Frank和Goodman等人试图把语用学推理机制形式化, 提出了一个“理性言语行为框架” (Frank&Goodman 2012;Goodman&Stuhlmüller 2013) 。Yoon et al. (2016) 进一步扩展了该框架。他们接受了“表征功能”和“社会功能” (Brown&Levinson 1987:2-3) , 改称为“认知目标/用途” (epistemic goal/utility) 和“社会目标/用途” (social goal/utility) 。说话人不仅要实现认知目标, 也要实现社会目标。“如果信息是交际中唯一的流通货, 合作说话人就会觉得礼貌话语不可取, 因为它们容易导致误解” (Yoon et al.2016:2771) 。

3

社会认知语用学分析

受到Kecskes等学者的影响, 姜望琪 (2014a, b;Jiang2017) 提出了一个融社会、认知因素为一炉的语用推理模式, 其基本思路是:会话时参与者不仅抱有认知目的———传递信息, 而且有社会目的———建立或/和维护社会关系。只有这两者都实现了, 说话人才能真正实现其“影响或指导别人的行动” (Grice 1989:28) 的目标。

为了把社会、认知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深入分析了语境因素。首先, 如大多数人所为, 我们提出可以把语境分成“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两大类。“语言语境”就是“上下文”, 可以再分成“上文”和“下文”。“情景语境”则可再分成“客观语境”和“主观语境”, 前者包括“ (会话) 时间、地点、话题”, 后者就是“参与者” (参加会话的人) 。“参与者”是其中最复杂的成分, 可以包括影响会话的一切个人因素。其中对于语言理解必不可少的大概是:“意图” (说话人为什么这么说?其意图何在?) 、“知识” (说话人的相关知识水平, 当前话题中哪些是其已知的信息、哪些是未知信息?) 、“兴趣” (说话人想知道什么?其兴趣何在?) 、“情感” (说话人的情感状态:高兴、悲伤;说话人对所谈话题的态度:热情、冷漠;说话人对会话人的态度:友好、不友好;等等) 。甚至有些比较持久, 看起来不那么“主观”的因素, 性别、年龄、民族、阶层等都可以包括在“身份”之内, 归属“参与者”之列。图示如下：

图1:语境分析

我们预测, 人们听到话语时会首先根据语言语境加以解读。当语言语境不足以支撑解读时, 人们就会引入情景语境, 其中又以客观语境先于主观语境, 即引入语境的顺序是:语言语境>情景语境 (客观语境>主观语境) 。 (3)

我们在第一小节对“我不责怪中国”的分析基本上是个语言语境分析。但是, 我们已指出, 这种分析不足以揭示特朗普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因此我们将引入情景语境, 其中首先是客观语境, 即会话的时间、地点、话题。

如前文介绍, 特朗普这句话是他中国之行的第二天在中美企业家对话会闭幕式上讲的。这是他任职以来对中国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中美双方都非常重视。他们到访第一天就破例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陪同访问故宫, 并安排在故宫品茶、看戏。当天, 就在特朗普讲话前, 中美双方企业家还签下了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 不仅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 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的纪录。换言之, 这是一个表现友好、展示礼貌的场合, 不是制造摩擦、张扬敌意的时刻, 至少在公开演讲中应该有所收敛, 不必剑拔弩张。

如果我们接着考虑特朗普的“主观”———其个人特性, 那么这种场合他该讲什么, 该怎么讲, 就更清楚了。作为深谙经商之道的人士, 特朗普特别善于在关键时刻把握说话的分寸, 虽然他给人的表面印象是:口无遮拦、信口开河。

他的《交易的艺术》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 一个中间商曾告诉他, 有几个外国客户看上了他纽约的西城地块, 愿意出高价收购, 远比他当初买入时的1亿美元高。他回复, “报价听起来有点低, 如果你能让他们抬高价格, 我可能会感兴趣。” (Trump andSchwartz 1987:24-5) “事实上”, 他说, “出多少钱, 我都不会出售这块地产。对我来说, 哈得孙河畔的这一百英亩是世界上最好的未开发地段。” (ibid.)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他的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曾邀请他参与一个小石油公司的收购计划, 结果因为石油暴跌, 他们破产了。特朗普当时直观感觉不对头, 最后关头退出, 避免了损失。两年后, 这位朋友又要跟他合作, 特朗普说, “我不想直截了当拒绝他的新提议。相反, 我要他把合同发过来。实际上, 我跟他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ibid.:28) 在书中, 特朗普明确宣布, “我是个很实际的人。” (ibid.:35) 这就是说, 实际利益的大小是左右他话语的标杆, 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话语损害自己的利益。

经过这样的分析, 特朗普总统北京讲话的意图就很清楚了。那就是, 最大限度地维护他自己的利益。但是, 这不等于他会对中国永远表现强硬。相反, 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必要的时候他会放下身段, 表现友好。从这个角度看, “我不责怪中国”只是一句客气话, 表明他当时不想跟中国公开叫板。

事实上, 特朗普的中国之行是精心准备要跟中国套近乎的。他带来了外孙女唱中文歌, 背中文古诗的视频, 并主动要求播放两次:一次是在故宫与习近平夫妇茶叙时, 一次是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的晚宴上。

在北京期间, 特朗普总统还发挥自己的特长, 用推特大秀自己跟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系。他发了8篇推文, 感谢中国的盛情招待, 期待美中两国更加友好的未来。而且, 他还两次更换自己推特的封面照片, 一张是在故宫与习近平夫妇及京剧演员的合影, 另一张是两对元首夫妇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合影。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期间向中国示好之心是如此明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Kevin Liptak和Jeremy Diamond认为, “特朗普收敛了锋芒, 祭上了奉承, 以拉拢中国”。 (4)

特朗普总统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他需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说他不责怪中国, 所以他立即补充道, “毕竟, 谁能责怪一个国家有能力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别国的便宜呢?我赞赏中国。”说完, 还朝习近平主席看了一眼, 明确表示这是说给您听的。他要责怪的是谁呢?是往届美国总统, 特别是前一届的奥巴马。

虽然在谁该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负责问题上, 特朗普似乎改变了说法;在如何评价往届政府问题上, 特朗普是始终如一的。他在推特中一再抨击奥巴马政府软弱、愚蠢、无能, 甚至“是中国的最大资产” (5)。

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解释特朗普的“我不责怪中国”这句话时说, “这种说法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不过, 其中也有不少真理。” (6)“我认为, 总统当时的想法是, 你看, 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前几届政府造成的, 不管是因为善意的疏忽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7)

4

结束语

本文从特朗普的“我不责怪中国”入手, 论证了语用学研究不仅要考虑话语所传递的信息 (信息的真假, 信息量的大小) , 而且要考虑话语所承载的情感, 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更广义地说, 话语分析必须既关注语言的认知维度, 又关注语言的社会维度, 缺一不可。其实, 特朗普的这句话并不是罕见的个例。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话语比比皆是。这是由语言的功能决定的。虽然“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这种认识曾经长时间占据统治地位, 语言不仅仅表达思想, 语言也传递情感的认识也一直存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自伦敦大学的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他强调, “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 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物” (Malinowski 1923:296) 。语言在最初的时候“完全没有仅仅被用作反映思想的镜子”, 这是“语言的一种很牵强的派生功能” (ibid.:312) 。“在最初的使用中, 语言作为人类行为, 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动方式, 而不是思考的工具” (ibid.) 。马林诺夫斯基还为只具有社会功能、不传递思想的语言交际自撰了一个词语———“phatic communion” (寒暄交谈) 。

如前文所述, 语用学理论起源于反对只研究有真假值的命题的哲学自觉。奥斯汀明确反对把语言的功能只说成是“描述”事实, 称这种意见为“描述性谬论”。他认为, “即使一部分语言现在是纯粹描述性的, 语言也不是历来如此的, 而且很大一部分语言现在仍然不是描述性的” (Austin 1979[1961]:103) 。因此, 他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但是, 我们看到语言研究, 特别是话语研究, 如何既注意信息传递, 又注意情感交流, 仍然是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建议把认知、社会因素作为语境因素引入语言推理过程, 提出了一种融语言的社会、认知维度为一炉的统一的框架, 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参考文献

人文社科网课种草

编者按

欢迎查阅《外语研究》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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